拥有政界人脉的商人最易致富的国家
19世纪末的美国处于镀金时代，许多诸如洛克菲勒这样的商业大亨贿赂政客，累积大量财富，建造宫殿般的豪宅，使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反对的声音随后出现。1900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开始管制大型企业并建立社会安全网。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在她的新书《巨富》（Plutocrats）中写道，新兴市场正在经历他们的首个镀金时代，发达国家正处于第二次，全球最富裕的1%人在2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比例严重失衡，形成了一个“新的虚拟富裕国家”。
创造出更好的小工具、更可口的小食、更新潮的计算机程序是一回事，然而，今天许多商业大亨都因通过“寻租活动”敛取财富而受到指责：试图分得更大块的饼，而不是将饼做大。用专业术语来说，经济租金是指人们为了使劳动、资本、土地（或其他任何生产要素）继续用于目前的用途，为其支付的实际价格与应付价格的差额。在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经济租金。常见的寻租活动例子（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包括建立卡特尔、以牺牲竞争对手和客户利益为代价为有利于企业的政策游说。
阶级斗士和自由市场捍卫者对寻租活动都很担忧。美国自由主义者担心精英分子已经操控了美国经济；许多普通人认为政府和美联储更关心华尔街，而不是普通大众。许多对冲基金经理对中国嗤之以鼻，认为中国是受惠的权贵分子搭建的一个纸牌屋。
为了检验寻租者横行的假设，我们制定了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我们的方法建立在摩根斯丹利的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阿底提·甘地（Aditi Gandhi ）和迈克尔·沃尔顿（Michael Walton）等人的工作基础之上。我们使用福布斯的数据，计算出全球主要活动于寻租活动重灾领域的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值，将与其全球GDP进行比较，用该比值衡量寻租活动规模。我们展示了23个国家的结果，包括5个最大的发达国家，10个能得到可靠数据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8个裙带资本主义现象严重的较小规模国家。该比值越高，经济受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就可能越严重。
我们的指数包含易被垄断的行业，需要经营许可的行业，或国家参与比例较重的行业（见表1）。根据反垄断监督机构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贿赂排行榜，这些行业更易出现贪污。许多行业是很明显的。隐形的政府保障降低了银行的借入成本，使银行业获利。当公有煤矿、土地和电信行业的公司都因优惠条款成为商业巨头时，公众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合法性与贪污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寻租活动严重的领域，亿万富翁没必要贿赂或触犯法律。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行业仍是重要行业，能够运作地健康而透明。
一大波富翁
裙带行业的亿万富翁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舒服日子（见表2）。在新兴世界，他们的财富值与GDP的比值翻番，占比相当于GDP的4%以上，而在2000年为2%。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42%的总产值，而其中65%为裙带资本。城市化和经济的长期蓬勃发展推高了土地和不动产价值。中国推动的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使得从巴西到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资源所有者从中致富。一些自然资源的民营化借助可疑条款实现。
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俄罗斯得分最差（见表3）。1990年代从共产主义的过渡过程中，许多政界人士抢占自然资源，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寡头政治执政者也变得更富有。政治形势不稳的乌克兰也存在类似情况。墨西哥的得分也不怎么样，主要因为同时控制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业内最大公司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相反，法国和德国的亿万富翁很少依赖政府，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零售和奢侈品牌。
美国的得分情况也比较好。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与GDP比值相对较高，但主要来自公开领域。硅谷奇才远比能源大亨有钱。美国是少数几个近几年寻租活动财富与GDP同步增长的国家，这也解释了自2007年以来名次上升的原因。尽管金融家都是吸血乌贼，但美国很少有亿万富翁从银行业赚钱。即使把私募股权也算进寻租活动——由于其税收减免及廉价贷款，但结果也相差无几。与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相比，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兹曼（Stephen Schwarzman）就是个穷光蛋。
据世界经济论坛判断，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官僚作风往往更严重。但是，有效的政府不能保证得分更佳：香港和新加坡挤满了裙带行业的亿万富翁。这反映了两地的共同特征：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资源都很稀缺，使得不动产价格上涨；两地都是其诡诈的邻居的避税港。香港的反托拉斯政策也很宽松：仅在两年前通过了《香港竞争法》。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大陆在贪污腐败问题上名声不佳，但得分情况却出奇得好。原因之一是，大多数自然资源和银行都由国家持有，而这些领域是其他新兴国家裙带财富的重要来源。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公开行业培育了新一代富可敌国的企业家，包括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马云，以及生产挖掘机和起重机的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
在我们的排名中，印度从第六位下降至第九位，是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最近的腐败丑闻和经济放缓使许多有杠杆融资及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利益受损，而那些在科技、医药及消费品领域活跃的商人则发展得很好。土耳其寻租领域的亿万富翁受金融风暴打击不小。相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2014年的得分情况不如2007年，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这些国家，在房地产行业和自然资源行业活跃的商人变得更富有。
当你谈论“亲信”时你在谈什么？
我们的裙带指数有三大缺陷。首先，并非所有权贵的财富都公开可见。在中国这个问题可能尤为显著。最近的披露指出，中国许多有权势的政治人物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以他们的名义持有财富，以此掩盖自己的真实财富。不可靠的不动产记录也有助于掩饰真正的所有人。
其次，我们的行业分类十分粗糙。在那些我们认定为“公开”的行业中也可能存在寻租活动，而许多国家的竞争市场被我们视作裙带行业。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滥用自己的行业地位，实际上是一种垄断。韩国财团主要向全世界销售汽车和电子产品，被我们视作公开，但事实上他们有贿赂国内政客的前科。中国的亿万富翁，不论身处哪个行业，往往都与政界人物关系密切，并从国有银行获得优惠贷款。据研究公司胡润百富称，他们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发展中国家的裙带行业可能是发达国家的竞争性行业：在孟买，若要建造摩天大楼不行贿很难做到，但在柏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指数没有对此加以区分。
再次，我们只计算了亿万富翁的财富值。大量的寻租活动使一些人变得相当富有，但还不够亿万富翁的级别。美国次级贷款的繁荣使成群的银行家累积获得数百万美元奖金，但不是数亿。腐败的中国官员可能开着揽胜，在新加坡拥有秘密避风港，但他们的富裕程度还不够加入亿万富翁俱乐部。所以，我们的指数只是在比较不透明行业与竞争行业的财富集中值时的粗略指引。
尽管裙带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但我们仍有乐观的理由。许多国家在收紧反托拉斯法规。墨西哥从电信业到餐饮业都有许多近乎垄断的暴利行业，但政府终于开始行动，旨在加强监管，促进竞争。印度的一名部长被指控向其亲信颁发电信业经营许可证，该国法律体系正准备将他送进监狱。
令人振奋的是，许多迹象表明裙带主义已经达到顶峰。在发展中国家，亿万富翁从寻租活动中获得的份额已经开始下降，从2008年的76%将至58%（见图4），更低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就是一个例证。由于新兴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投资者在变得挑剔，更多人在避开监管不力的不透明行业的公司。裙带行业的市盈率与开放行业相比，正处于15年来的最低值。这表明，对外部投资者来说，收益率最高的投资将出现在开放行业中。
也许，当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率回升时，寻租活动会再次出现井喷。或者，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裙带行业所产生的巨额财富的比重将会自然下降。1900年，美国商业大亨通过建造房子和投资铁路致富，1930年，活动范围转向食品生产、摄影和零售。全球各地的权贵都应留意。
自：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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