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http://www.huanqiukexue.com/html/scilogs/2014/0820/24735.html
前端时间沸沸扬扬的万能细胞事件，最终发展到了当事人小保方晴子的导师笹井芳树自杀。一个人的死该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图片来源：Hans Sautter/ Nature
在上一篇博文中我提到，要研究科学家的行为（包括不端行为和失当的疏忽），只关注于某一个科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个人选择、个体应承担的责任而置这些行为滋生的科学群体和社会环境于不顾是错误的。
那篇博文是在我思考近期有关笹井芳树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后写就的，笹井芳树是日本神户理化学研究所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同时也是STAP细胞一文的合著者（译注：STAP细胞号称“万能细胞”，但该论文中存有篡改、捏造等不正当行为）。
在那篇博文中我仔细分析了在科学界中我所看到的低效的宏观模式，并认为只要能找到更高效的模式，科学界将变得更好。
但这也意味着我没能更多地对笹井自杀事件及其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篇博文的目的即是如此。但我并不打算将我的每条看法都拓展成为未来应有的科学发展模式或是发展方向。
背景简介：
笹井芳树与小保方晴子在日本理化所一道研究“刺激触发性多能性获得”（stimulus-triggered acquisition of
pluripotency，STAP）。这种方法可以利用一定的外界刺激（例如弱酸环境）将普通的细胞转变为多能干细胞。我们很难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有多密切。但在发表的那篇论文上，小保方晴子是第一作者，而笹井则是合作者。值得一提的是笹井要比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小保方晴子年长20岁，是更资深的科研人员，他在日本理化所担任着要职，同时也是小保方晴子的导师。
这篇文章发表在极具影响力的期刊（《自然》杂志）上，并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但问题接踵而至。其他研究人员试图重复文献中报道的发现，却没能办到。文中的一幅配图似乎是另一幅的简单复制，这一点令人生疑。《自然》杂志展开了调查，理化所展开了调查，文章最终被撤回，小保方晴子扔在为文章辩护，并否认存在任何不端行为。
此外，理化所调查委员会表示：“笹井未对STAP研究的数据进行核实，对小保方晴子的不端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显然给笹井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根据笹井理化所同事的说法，这篇小保方晴子第一作者的STAP细胞文章引发丑闻之后，笹井就一直在接收心理咨询。
加贺屋（理化所的公共关系主管）补充说笹井在今年三月曾因丑闻的心理压力住院接受治疗，但他“后来恢复健康，并不曾再入院。”
最终，笹井在理化所的楼梯井上吊自杀。他的一封遗书是写给小保方晴子的，希望她能重复出STAP的发现。
我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责任是好的，其中包括给年轻的同行提出有益建议的责任。
我还认为科学工作者们能了解其中的极限是同样重要的。你可以给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议——并将其中利害清楚地讲明白——但听取你建议的人依然可以做出其他选择。控制其他人的选择可并非任何人的责任。
我想信任总是任何师生关系或者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合作者们在彼此信任的假设下工作是很理想的。
我们在一个人没有利用我们对他们的信任之前，总是很难说某人是否值得信任。这一点真是太糟了。
在师生关系中，如何掌握好亲临督导和留给空间两者的平衡一直也都是一个挑战。
带来一个可能有助很多同行研究以及帮助到许多普通人的重要发现一定非常的激动人心。即便科学界没有发表非常尖锐的批评并要求撤回文章，但我可以想象，不得不承认“我们宣布的‘重大发现’不够可信”是不会好受的。
无论是因为不端行为还是失误，一旦一项重要的发现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研究机构的声誉也会受损。这都意味着这个机构中很多重要的科研工作（以及付出努力的无数科研人员）都将被无视。
评价一项工作时，或许只考虑其自身质量更合理，而不需要参考他人是否认为它重要与否或者是否有新闻性。我们总是用“大发现”和“重要发现”来评价一个科研机构，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思路。
找到哪里出了问题非常重要。但如果问题涉及到了人们作出的选择，这似乎总是会变为推脱责任。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到此为止。
我想那些尚未结束的调查，包括那些发现不端行为的调查，应该将重心放在该怎样亡羊补牢上，而不是仅仅问“这是谁的错？”，为什么不问“我们该怎样降低损失？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如果某个特定的工作环境让其中的人总是感到焦虑不堪的话，实在是成问题的。
我同样认为，如果谨慎成了负担不起的代价，就因为这会放慢进度；如果成为第一变得比确凿可信更重要，那么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一次判断失误大到让你无法想象如何前行，后果严重到让你都不知道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有用的东西，如此影响深远以至于你情愿从此消失，那真是太糟糕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提高警惕。
我们有责任关心研究、衡量和评价科学的方式对对那些进行科研工作的人的影响，不仅仅是那些内心最强大的人，而还需要关注那些更脆弱的人。
我们有责任从中吸取教训。
我从中吸取的不是不去信任他人，而是掌握好信任与督责之间的平衡。
我不是想说我们不应当认真对待监督之责，而是说我们应该正确地，调动科学界中更多的人来参与到监督和指导中。
这一事件是否足以让我们放弃按新发现来衡量科学价值呢？是否又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合作更优于竞争，共同搭建新的知识要比把某个人的名字打在上面重要得多呢？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研事业对那些有道德感的人更有压力，对没有道德的人则比较轻松。这将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
关于作者：Janet D.
stemwedel是圣荷西州立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她关注伦理学、科学知识的构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来自于她早年物理化学的研究经历。（翻译：张红娜；审校：斑马线）
原文链接：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doing-good-science/2014/08/09/some-thoughts-about-the-suicide-of-yoshiki-sa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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